同志们：

很高兴能有机会在这个讲台上谈对一些问题的思考。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对干部问题的思考。干部问题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也是在座各位非常关心的问题，借这个机会，我想用历史的眼光和哲学的基本观点来探讨干部问题，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启迪与帮助。

一、干部的成长是怎样形成的

有人说每个人的水平能力都差不多，关键是每个人的机遇不同；也有人说干部成长关键是个人努力；还有人说干部成长关键是领导看不看重你、器不器重你，否则再努力也没有用。古往今来，圣贤们对人才的辈出、发现、培养有很多著名论述。如韩愈在《马说》中指出：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策之不能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韩愈从这个角度，讲千里马不被认识，感慨奇才异能之士被埋没，指出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的人太少，把一个人才的发现成长归列于他人。而北宋苏轼在《贾谊论》中指出：“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自取也”。这是讲一个志存高远、抱负远大的人，就必须有所等待，要成就伟业，就必须有所忍耐。古代贤人，都怀有建功立业的抱负和思想、才干，而不能施展，其主要原因都不能完全归于当时君主的过错，也许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也就是说，贾谊政治上的不得志，不是汉文帝刘恒的不能用人，不是大臣们的忌才排挤，而是贾谊“不能自用其才”、“不善处穷”，不善于在危难的环境中面对困难和问题所造成的。这两个例子，都说明人才的发现培养使用有多方面的因素。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凡是成就事业的人无不是具备一定素养的人，从来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世上也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内在的因果关系。

李瑞环同志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有人问我，由一个普通木匠、一个工人，这样一步步走到党和国家高级领导干部的行列，这其中一定有一些奥妙。如果有诀窍，诀窍有两条，一条就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大的政治背景，第二条就是坚持学习哲学，把哲学的观点运用到实践，活学活用。在“文革”期间，造反派把他打成假学习积极分子，经常在批斗会上东一句西一句地考他，李瑞环同志能把哲学思想和毛泽东思想每一条都背出出处，每一条都能知道背景，可见他学习是多么用功，多么入脑入心。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外因只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尽管干部成长的因素是复杂的，但也同样遵循这个基本原理。

二、干部成长的外部条件

一个人的命运是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是与国家的政治体制密切相关的，不同的时代造就不同的人才，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讲的时势造英雄。干部的成长更离不开社会政治经济的大背景。影响干部成长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但其外部条件不外乎三条，即历史因素、时局因素、政体因素。

（一）历史因素

中国历史上自夏禹的儿子继承了王位，就结束了禅让制，开始了王位继承制。在夏商周时代都大封同姓和异姓诸侯，这种封建贵族政治都是基于宗法和血缘关系，通过层层分封，权力分散在各级贵族手中，并世袭享有这种特权，高级官吏都是世卿世禄，世代相传。在这个时期，主流官吏、高级官吏的产生，都属于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当历史发展到秦朝，从秦始皇实行郡县制结束分封制时，就开始影响到了官吏形成的格局，逐步由官吏世袭转变为多种渠道选拔官吏，从此封建社会选拔官吏就有了很大不同。封建社会历朝历代都很重视官吏的选拔任用、培养、考察，而且在历朝历代，官吏官僚是一个特权阶层。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介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士的出路就是做官，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学而优则仕。历史是有传承的，有些东西不能孤立看待，这就是时至今日，官本位思想还如此浓厚的文化根基。历史发展到唐代，是我国历史上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对官吏选拔、任用、考察都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制度和程序。唐朝获得做官资格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门荫，当朝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可根据父辈们官位的高低，获得不同的品阶官职，但这不是主流。二是科举，唐朝称贡举，到唐宋时期，科举成为中高级官吏的主要来源。科举制度在一定时期有一定积极的意义，保证了一个长存不衰，而成员又是不断变动，上下交流的士大夫阶层，这就为各级政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官僚来源。这些新选拔起来的官吏没有家庭背景，都有相当文化素养，在为官的相当时期，都具有一定进取精神。科举成为培养人才、选拔官吏、组织政权的强大杠杆，也为广大士大夫提供实践社会管理社会的历史背景条件。不同的历史时代，对官吏的要求标准是不同的。比如在唐代，就特别重视强调官吏要有州县工作的经历，也就是我们当今说的基层工作经验，尤其是在唐玄宗时明确提出凡是在京城做高官的，都必须有州县为官的经历，否则就不能提名担任中央高级官员。在这一时期造就了许多基层官吏脱颖而出。像玄宗时期的张说，他历经了武则天、中宗、玄宗时期。作为士大夫出生的他，为玄宗敬重，就是因为他有州县工作的经历，也有军队工作的经历，后官至尚书左丞相，他生病的时候，都是玄宗为他御赐病单，可见是多么宠幸。在唐代除了注重基层工作经验外，而且还按“四才三实”的标准来授官。“四才”，一曰身，要求官吏其体貌丰伟，也就是我们讲的外表端正。二曰言，取其言辞辩正，就是要会说。三曰书，取其楷法遒美，就是书法、字迹要公正。四曰判，取其文理悠长，有哲学之美。“三实”是德行、才用和劳效。但同样标准内涵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是完全不同的。现在我们考核干部同样用德、勤、能、绩来看待干部，但内涵却完全不同，有天壤之别。我们可以想想历朝历代的科举和我们当今的干部公选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呢？士大夫在参加科举考试之前，还有一个出身考试，就是考秀才，这是为官资格考试，我们现在的公务员考试与这个出身考试有什么区别联系呢？尤其是德行、才用、劳效的考察与当今干部的德勤能绩的考察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历史是如此惊人相似，如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不断传承。同样，不同历史时代赋予不同的内涵，又说明历史是如此不同。应该说，历史传承的因素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才的成长，不同的历史时代在不断造就不同的人才。但传承也好，发展也好，不同也好，干部成长都摆脱不了历史的烙印。

（二）时局因素

时局因素最根本的有两条。第一条是一个朝代在建立初期与后期的时局因素的不同必将导致对官吏的不同影响。一个朝代建立初期，为了保持自己统治，比较重视与民众的矛盾，多少约束自己贪残的阶级本性，吏治也就比较清廉。然而随着统治的稳定，力量增长，其贪残的本性也就日益暴露、膨胀，与百姓的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危机日趋严重，吏治也就从清廉而走向松驰、败坏，终于导致王朝的覆亡。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现象，一个王朝建立之初的十几年、几十年之后，往往会出现一次危机，过得去，王朝就发展延续下去，过不去这个朝代就完了。这个现象，抗战时黄炎培访问延安时向毛泽东同志提过，章士钊在《柳文摘要》里提出过，台湾的柏杨在《中国人史纲》里称这为瓶颈现象。这个危机，如果只是统治阶段内部的冲突或者是对外战争，那一般还是过得去。但如果涉及到内部的矛盾，对人民的暴政，尽管这个王朝看起来多么强大，都难以延续下去。像秦、隋就是如此。一个统治阶级的覆灭，那么构成统治阶级的官僚体制也就不复存在。所以我们要从历史角度看共产党的英明伟大，现在我们也处在这么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党所作出的英明决策，那就是轻徭薄赋，这就是为什么从前两年开始取消了农业税。这是个非常有战略意义的举措，是有历史眼光的，可以说中央任何制度的出台，都是深谋远虑的结果。第二条就是不同统治者有不同的用人理念。正所谓一朝天子一代臣。无论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还是当今世界，都存在不同的领导者有不同的用人理念。比如建国以来，几代领导人根据不同时代的要求，都提出了不同的用人标准。

（三）政体因素

政治体制是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是影响社会综合管理人才最深刻的因素。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就是专制集权君主至上，政治权力最后集中在皇帝，生杀掠夺的权力都是皇上说了算，这种高度的人治集权，也能说明为什么每个朝代都有冤假错案，这就是人治的结果，用一个人的喜怒哀乐去决定别人的命运，其结果可见而知。另外，皇帝个人的明、贤、庸、昏、愚、暴对政治包括吏治的作用非常大。历史上有两个皇帝对官吏贪污的处罚是非常严厉甚至是非常严酷的。一个就是朱元璋，他倡导“严明以驭吏，宽裕以待民”的思想，使他对官吏贪污的处置十分严酷。御史具有抓官审问定案然后上报的大权，不仅小犯即斩，而且杀了还要剥皮塞草，放在公座旁警示后来的官吏。二个就是雍正，在吏治上的严苛也是出名的。

我们现在最基本的政治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享有充分管理国家以及其它社会事务的权利。这就是为什么建国初期，多少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从一个社会的最低层走上社会的管理阶层的深刻政治背景。

现阶段，我们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关键环节是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依法治国的实质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当今公务员的录用、考核、使用以及干部的选拔、任用、考察的程序越来越规范，越来越上升到条例法律的高度，就是基于追求法治社会理念下的依法治国而延伸出的依法治吏，来充分体现公正、公平、竞争、择优的用人导向。

影响干部成长的外部环境是非常复杂的，我归纳了这么三条，历史因素、时局因素、政体因素，都是影响干部成长的外部因素，但这些外因都只有通过干部自身的内因才能发挥作用，干部成长的关键还是内因。

三、干部成长的内部条件

同样的社会背景，同样的政治体制，每个人的发展都有不同，这种不同取决于自身的素质条件，而自身素质的条件在于个人平时的自我锤炼。一个领导干部是一个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的管理者，需要具备很多条件，也就是领导者素质，才可能有所成就，关于这方面文章，报纸杂志谈了很多，我只想谈一下个人的看法。我认为干部要得到成长，要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要解决好世界观与人生观的问题

作为一个人，是一个社会当中的人，无论你是平民百姓还是领导干部，都要解决世界观与人生观的问题。这是一个社会人的大本大源的问题，思想是无用之大用的武器。思想决定人的行动，行动决定人的命运。毛泽东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讲得非常好，他描述不知“大本大源”之人，“如墙上草，风来两边倒，其倒于恶，固偶然之事；倒于善，亦偶然之事”。世界观与人生观中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人为什么活着？我认为，人是为了精神生活的充实与社会价值的实现而活着。我最近看了《人民日报》副主编梁漱写的一本书，其中有这么一句话，对我启发很深，他说，读书是为什么，读书不是为追求功名利禄，而是为了生命的完整。一个人活着不仅仅是为吃喝甚至玩乐的低级需求，也不仅仅是追求功名利禄，实现社会价值的标尺并不在于你得到多少，而在于你给予了这个世界多少。这个标尺并不在于你的权利有多高，你的财富有多少，而在于你精神世界的充实与富裕。我们这个时代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浮躁和诱惑的时代，这就特别需要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让我们人生不偏离航向。作为一名武陵源区的干部就要树立一种豪情壮志，特别要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要把武陵源区的发展与个人的社会价值溶为一体，这才是人生意义所在。每个人、每个干部要切实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就是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就是为了生命的充实和社会价值的实现。

（二）要找到充实精神生活的办法

在世界上所有物种当中，只有人类需要精神滋养，只有人有精神生活的需求。小孩子小时候就知道好玩、好吃的，而一旦进入成年就会发现，精神满足更需要，所以才有为爱情而歌唱，为自由而斗争，为理想而献身。充实精神生活的办法和唯一途径就是学习和读书。大凡成就事业的人都爱学习与读书。毛泽东爱读书，他一生可谓博览群书，一生与书为伴，走到哪里书带到哪里，革命战争年代战火连绵，缺衣少食，但他还每天坚持读哲学、历史、军事。可以说读书充实了伟人的精神世界，为伟人成就惊天伟业提供了智力支撑。读书就要读好书，好书蕴藏的思想与理论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也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甚至改写世界的历史。1852年，斯佗夫人写了一本《汤姆叔叔的小屋》，导致了美国南北战争爆发，林肯说是一个小妇人引发了一场解决黑奴的大革命。马克思写的《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也改变了世界的命运，1920年传到中国，也改变中国的命运。李四光写的《中国地质学》，论证了地壳运动与矿产分布规律，中国地质队在这本书的理论指导下，相继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等油田，使中国甩掉了贫油国的帽子。

再比如，集中国哲学思想之大成者，曾国藩（曾文正）也是靠读书才成就他的事业，蒋介石对其顶礼膜拜，尊其为“圣哲”，毛泽东也讲过“独服曾文正”，为什么？这就是他一生成功运用了儒学、道学、法学三家哲学理论指导自己的社会实践的结果。他早年在京师修炼程朱理学，向理学大师唐鉴、女委 仁学习程朱理学，炼就了自己的操守定力和人格感召力；在统领湘军的时候，他利用申韩之术，统领湘军，乱世用重典，即使自己背上残忍严酷之名，亦在所不辞；晚年用黄老之术，清净无为而治来使自己不居功自傲，善始善终。曾国藩所处世代是清王朝由康熙盛世转为败落的时期，可以说国家内忧外患，在这么一个动荡时代，他能做到这一步确实是不容易的，尤其是他作为一个汉人，在少数民族统治时期能做到这一步，更是不易。他的一生是通过读书学习吸取中国文化传承的精髓而致。所以广大的干部，一定要养成每天学习读书的好习惯，要选择经典的书去阅读去学习，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为自己成就事业提供智力保障。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就一番伟业的，但每个人通过读书使自己精神充实是可以做到的。

（三）要明确实现社会价值的途径

当个人价值与社会需要相统一时，一个人的社会价值才得以体现。实现社会价值的途径就是社会实践，社会实践活动不是从干惊天动地的伟业开始的，不是靠好大喜功开始的，而是要从点滴做起，从平凡中做起，从岗位上做起。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个能把平凡事干好的人才可能干出不平凡的事业。在自身的岗位上积极、主动开展工作，就是在平凡中创造人生的机遇，反之在平凡岗位中懒散、松懈的人，也是一个精神乏力的人，也是自我扼杀机遇的人，没有一个领导干部会把重任交给一个连小事也干不好的人。大凡伟人都是从小事做起。曾国潘有一个家训讲得非常好，称之为曾家八宝，就是八个字：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书、蔬、鱼、猪不难理解，早就是早起，扫就是把自己房间卫生打扫干净，考就是祭祀祖先，宝就是处理好邻里关系，就是要求家庭、要求自己从小事做起。领导干部靠这些小事来修性、磨练，肯定就会干出不一般的成绩。武陵源区情特殊，是张家界市乃至湖南的对外窗口，我们干部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窗口的形象，这里的干部要特别有高标准开展工作的意识，要用一流的世界眼光、一流的工作标准，创造性的开展各项工作，不能马虎对待，得过且过，要在平凡中实践不平凡的事业。

（四）要养成良好的职业操守

职业操守是为官者修炼第一位的事，否则难以服众。在职业操守方面，有三个重要的方面要解决：一是要有忍性，这是成就事业的意志力的保障。在当今和平年代，少了体肤的折腾，但心志的磨练不可丢。领导干部要学会承受不公，承受失败，克服欲望。邓小平同志三起三落，如果没有超常的忍性，意志就会崩溃，就不可能成就我们今天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对领导干部来讲这种忍性、意志力的培养与修炼是至关重要的。二是要克服欲望，做到为官不贪财，这是为官者自保的条件。一个国家的悲哀，就是文官贪财，武官怕死。如果大家都没有精忠报国的思想，这个国家民族就真的悲哀。为官者或多或少掌握着一定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就能为领导干部谋取不正当利益提供某种可能，有利益的地方往往就是最危险的地方，所以我们讲为官也是高危职业之一。因此，大家一定要克服欲望，把自己的欲望和要求规范在合理范围之内，规范在党和国家法律以及干部条例允许的范围之内。三是要有社会责任感，这是为官的基础。领导干部就是管理公共事务的职位，就必须特别有社会责任感。如果一个人没有社会责任感，就不可能胸怀天下、心怀人民，不可能做到以人为本。社会责任感是一个领导干部以人为本的基础，古人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都是反映先哲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曾国藩在一段日记中写道：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万物不可纪极，人于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为者，不过太仓之一粒耳。知天之长而吾能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天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守其雌；知书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能为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渐渐蠲除矣。这就是一代宗师的修行写照。而如今我们许多干部思想境界却没有达到此境界。干部是社会的主流成员，如果都没有这样的社会责任感，没有这样的思想境界，肯定是这个时代的悲哀，所以我们在座领导干部一定要有社会责任感，要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否则，我们这个民族就可能出问题。我们的领导干部如果都从自我做起，从岗位做起，就必定会干出成绩来。

同志们！学历史教人深遂，学哲学教人聪慧，学专业让人掌握技能，当今时代日新月异，对干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干部问题要从历史的角度、哲学的角度辩证地看待，只有这样，才会更深刻领悟一个领导干部怎么做官怎么为人怎么处事，不然就找不到基础，找不到根源，就会非常盲目。